在“姐弟恋”的故事框架里富豪配资，年下弟弟成了可被驯化的资源，而亲密关系则成为一种能够被工具化管理的“项目”。
文 | FT中文网专栏作家非非马
盘点2025年的电视剧市场，年末的姐弟恋题材《狙击蝴蝶》算一个现象级样本。该剧根据晋江文学城的同名人气小说改编，是“年下恋”商业文学赛道里更细分的一支——“姐狗文学/姐狗恋”。
剧中由周柯宇扮演的年下男李雾，是一名乡村少年，长期受陈妍希扮演的姐姐岑矜资助。剧中岑矜的助学行为，在“姐狗恋”的言情框架里，被戏称为“首付3万，月供两千”，为自己亲手养成了一个忠诚、听话、体贴、能“护主/姐”的年下弟弟——李雾从19岁开始，就暗恋上了女主。
因角色的性格特质，李雾连同扮演者周柯宇，被诸多剧粉称为“小奶狗/小狼狗”。无数的女观众在弹幕狂欢中则自称“姐姐”，追问在哪里可以“领养”一个“李雾/礼物”。
该剧女主演，42岁的台湾女星陈妍希，因为演出了一个富有魅力的“姐姐”形象，一举翻红。她与23岁的周柯宇演CP，被认为“毫无违和感”。
所有能爆火的剧集都是一种社会情绪的显影剂。那么，《狙击蝴蝶》究竟精准击中了什么观众需求，又显影了怎样的社会心理与社会变迁？
首先，在女性主义已成“显学”的当下，《狙击蝴蝶》的男女主人设和一些剧情设计，的确可以被很多女观众体验为一种“进步”。
比如，相差11年的姐弟恋。年龄跨度很大的姐弟恋，天然已经是对旧式的男权中心秩序构成了一种挑战。尤其，这部剧里的女主岑矜在出场时的年纪已经是38岁。
相较于以往的爆款姐弟恋题材，《狙击蝴蝶》在女性年龄设置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2020年的《下一站是幸福》，宋茜扮演的女主贺繁星32岁；2023年的《爱情而已》，周雨彤扮演的梁友安，也是32岁。而《狙击蝴蝶》中，“姐姐”岑矜已经接近40岁。
为什么说姐姐38的年龄设置，要更加大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30刚出头的女性，通常会被认为是既有成熟度，又仍在性魅力巅峰。这个年龄段的姐姐会被弟弟爱上，不能算多稀奇；但是“女人四十”，却是一个“尴尬的年龄”。长期以来，社会上流传的一句话便是：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40岁上下的女性，长期以来都在承受着一种污名化叙事。如上野千鹤子所形容，那是一种所谓“女性过了保质期”的羞辱叙事。在这种年龄歧视的叙事里，女性的爱情、人生可能性，都会因为到了一定年龄而终止。
长期以来，影视文学中的年长女性富豪配资，也一直都在遭遇着“年龄惩罚叙事”——到了某个年龄段，她们就只能作“无性化”角色安排，成为“无私的母亲”、“照顾弟弟的姐姐”、“地位尊崇的老祖母”。
因此，在《狙击蝴蝶》中，当年近40岁的岑矜还依然被刻画地有能力、有魅力，会被小11岁的弟弟李雾坚定选择、并获得幸福，这样的情节设计，对旧性别脚本的反叛力度显然要更大。
《狙击蝴蝶》对“旧父权脚本”的挑战，还体现在了男主的人设上。李雾作为年下弟弟，其男性气质——尤其是在恋人姐姐面前彻底地“去威权化”，不爹、不训导、不居高临下，以满满的青涩少年感冲洗了备受当代新女性讨厌的“爹味”“登味”与“油腻”。
毕竟，在米兔运动之后，女观众对男性的性别期待发生了巨大变化，“霸道”不再天然性感，以尊重为基础的“边界感”与“分寸感”依然成为新的男性魅力来源。过去带有居高临下感的“总裁式强制爱”，不流行了。
从影视生产的商业逻辑来讲，偶像剧的“男主”就是要最大公约数地满足社会上大部分女性观众的情感投射与心理期待。不过，也是因为如此，《狙击蝴蝶》中的李雾被杂糅成了一个“完美又分裂”的角色。
对姐姐，李雾是个“恋爱脑”——无限忠诚、顺从甚至崇拜，无限地体贴照顾，承担各种家务，情绪价值拉满；还像宠物狗狗一样——在“主人”遭遇危险时，随时准备冲出去护主；而对外、对世界呢，他又是天能力超强、足以考上清华的高分学霸，还是海归科技创业新贵，总之，就是个有智谋、有担当、能扛人生风险的“超强伴侣”。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李雾”这个角色身上的“二合一特质”：既有弟弟的少年感，又有哥哥的“总裁感”。当然，这种“总裁感”是“版本升级”了的——弃“霸道总裁”之“霸道”，留“总裁”之精华。
但是，“弟弟的狗感”和“哥哥的总裁感”，其实是两种互斥的气质，除了“荧幕假人”，谁能做到强行拧合呢？
可这种其实很“拧巴”的虚假男主人设为何会大受欢迎？无非是它迎合了女性观众的一种隐秘心理——在亲密关系中，既要做姐姐的掌控感、无条件被爱的确定感，也要被保护的安全感。说白了，“姐姐”既想做大女主，也想做小公主；既想要弟弟“可爱”，也想要弟弟“有能力爱”。
归根结底，《狙击蝴蝶》只是一部精准迎合受众口味的流水线甜宠剧。它把女性的矛盾需求“打包”成了一份可入口的“甜品”；它看上去的种种“突破”，更多只是社会意识形态变化之后的跟风调整，而不是一种主动地、深刻地女性主义探索。
像这种“弟弟+总裁”的二合一设置，不是对父权的推翻，更像是对父权的“柔性改造”。男主，不再用霸道总裁式的“强制爱”方式来爱女主，而是用温柔、可爱、情绪劳动的方式，继续当女主“可依赖的男人”。终究，不论男主是不是弟弟，也依然要为女主承担“保护-兜底—解决问题”的这套旧功能。
剥开“姐弟恋”的外壳，其言情本质，无非是在剥除了对女性的年龄歧视之后，给所谓过了“黄金期”的女性（姐姐）们——一个“更加完美的荧幕好男人”。
终究，面对现实中难以轻易撼动的结构性难题，看上去最能即时解渴的“方法”，无非是将结构性的不安再次外包给“一个看上去更好的男人”、“一段看上去更稳的关系”。这也是所有小甜剧的共同底层逻辑。
而与剧集文本一样值得被解读的，还有女观众对该剧的集体消费行为。弹幕上肆无忌惮地将李雾称为“小奶狗”或者“小狼狗”，其角色性格中的忠诚、可爱、粘人、听话、陪伴、照护等特性，被女观众昵称为“狗”，其对姐姐的保护，对反派的打击，则被形容为“狼”。而无论是“狗”还是“狼”，两种品质都被“观众姐姐们”予以高度赞扬。
我也是从观察这部剧的弹幕，才认真思考“小奶狗/小狼狗”究竟意味着什么。除了以上特点，它们还意味着——被喂养、被奖励、被规训。这两个“宠物化”名词的使用，显然不止语义学上的意义。这从来不是一种中性描述，而是一种权力行为。这种命名行为的背后，意味着“命名权”。
长期以来，女性都是被男性凝视、被男性定义、被男性评价的——而在叫弟弟“小奶狗”这一刻，女性的确是把“凝视与分类”的权力拿回来了：女性不再是被挑选的对象，而成了评价与定义的主体。这就是为什么这类词能够让如此多的女性观众产生隐秘快感的原因。
称年下弟弟“小奶狗/狼狗”，不止体现出了一种权力主体的变化，同时，它还意味着女性对男性气质的重新分类、重新编码、重新消费。
这看上去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然而，我们无法否认的一点却是：无论是“奶狗”还是“狼狗”，这种宠物化的命名方式，其实也是对年下男性的物化与功能化——不止是人格被降格为动物，人也被工具化、功能化，弟弟要为姐姐提供情绪价值、生理愉悦。
在“姐弟恋”的框架里，年下弟弟成了可被驯化的亲密资源，而亲密关系则成为一种可被工具化管理的“项目”。
这，并不是主体间的真正平等。它依然是一方将另一方物化、工具化、功能化。“物化”没有消失，只不过变了主体。女性从被物化，变成了主动的物化者——可“物化”的内核，仍然是父权逻辑。
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胜利。因为这并不是女性主义意义上的主体间平等，而依然是一种把亲密关系工具化、商品化的逻辑——只不过消费者从男性换成了女性。
当现实中的女性观念如此矛盾、拧巴时，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一部迎合观众集体情绪与心理的偶像剧，具有真正的先锋性和颠覆性？剧集与观众之间，从来都是互为镜像。
所有的影视作品都是社会的表征，《狙击蝴蝶》亦然。它就像一面镜子，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了社会的真实纹理；它所映照出的集体心理需求和情绪，比“虚构”更“真实”。
本文图片：《狙击蝴蝶》剧照富豪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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